当前位置:首页 >> 教育新闻 >> 民国元年教科书将再版 注重自由平等精神受热捧
    
  双击自动滚屏  
民国元年教科书将再版 注重自由平等精神受热捧

发表日期:2011年9月28日  出处:中国青年报  本页面已被访问 1871 次

点击进入下一页

民国元年教科书将再版(图片来源:中国青年报)

辛亥革命百年之际,一套民国元年的教科书,即将影印再版。书名带着当年帝制转而共和的全新气象,就叫《共和国教科书》,由商务印书馆于1912年出版。

百年后重新编辑再版的工作,由文化出版物《读库》的主编张立宪完成。影印本将于今年10月面世,目前虽未正式发售,但在《读库》网店中,定价450元的平装本已预售出800余套,定价960元的精装本,也已经预售出近200套。

此前,知名媒体人邓康延编写的《老课本,新阅读》一书,前后两次印刷共两万册,基本售罄。

还有,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上海一家出版社于几年前翻印的3套民国老课本,一下子进入销售黄金期。其中由叶圣陶主编、丰子恺插图的《开明国语课本》,出版社紧急加印10万套之后,仍难以满足市场需求。

民国老课本受捧之状,不一而论。

大家常问我为什么要做一套老课本,其实翻开这些书看看,你就会为里面的内容所震撼。从各方面来说,它们应该得到这样的尊重,也值得用这样的规格出版。张立宪笃定地说。

向更根本、更永恒的东西致敬

张立宪对民国时期的老课本产生兴趣,源于2009年。其时,他主编的《读库》上,登载了邓康延写的一篇文章——《老课本》。

几年前,邓康延到云南腾冲拍摄纪录片时,在旧书市场淘到几本民国年间的小学课本。反复阅读后,他被这些带有体温的文字所吸引。

天初晚,月光明,窗前远望,月在东方。这是多么有意境的文字!邓康延说。于是,他着手编写出《老课本,新阅读》一书,想让现代人领略那时的文字之美。

看到邓康延的介绍后,张立宪感觉自己像打开了一扇窗。他不时陶醉在这种文字之美中,顺口就背出老课本中的一段话。竹几上,有针、有线、有尺、有剪刀,我母亲,坐几前,取针穿线,为我缝衣。张立宪说,寥寥数语,就勾勒出一幅亲情图。

邓康延的这篇文章刊发后,反响极好。张立宪遂产生出版一整套民国老课本的冲动。因为当时,他所看到的老课本,大都不全。

去年春天,他从北京南下杭州,与学者傅国涌见面。

傅国涌长年关注中国近代史,对民国时期的教育颇有研究。他为张立宪推荐了3套书。一套是出版于1904年的《最新国文教科书》,为中国有新教育以来最早的教科书;第二套是1912年面世的《共和国教科书》;第三套是《新学制国语教科书》,是1922年民国学制改革后出现的教科书。

在傅国涌的介绍下,张立宪又拜访了学者石鸥。石鸥多年来一直关注基础教育,搜集有各种各样的老课本。在石鸥那里,张立宪大开眼界,找到了全套的《共和国教科书》等民国老课本。

曾有石鸥的朋友,也是一位长期研究基础教育的学者,在看到石鸥搜集的那些老课本后说:“‘钱学森之问的答案也许可从这里寻找。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一个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艰深命题。石鸥解释。

听到这样的故事后,张立宪更有兴趣了。他认真读了几遍那些老课本之后,便成立团队,开始紧张的修订编辑工作。

看了之后,你就会发现,中国现在为什么出不了大师?不是因为西南联大比现在的北大清华好,而是因为当年的小学教育比现在的小学教育要好很多。张立宪说。

时至今日,这套《共和国教科书》已经基本完成。包括初小和高小的《新国文》和《新修身》,以及与之相配套的《教授法》。这是近年来,最完整的一套老教科书。

在历史上,这是一套影响极大的课本。石鸥在研究中发现,当时其发行量在七八千万册。再版的次数也很多。1926年的版本,已为第2358版。而1922年,政府进行学制改革,所有的旧教材基本不合要求

张立宪还雄心勃勃,准备再用几年的时间,再现一批老课本。我们这个群体把民国老课本拉过来,一起向更根本、更永恒的东西致敬,或者在试图接近它。

邓康延的《老课本,新阅读》,也被香港一家出版社看中,对方表示要在香港发行。

越来越多的人看中老课本,说明一些人在反思,一些人在坚守一种文化诉求。邓康延说。

民国老课本寄托着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理想和情怀

张立宪的电脑中,储存着大量的老课本照片。那些泛黄的老课本上,有的残缺不堪,有的密密麻麻写满了批注。就是在这一张张图片中,他和他的团队修缺补漏,推出了一套完整的老教材。

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前,也有一支支这样的队伍,在为这个国家修缺补漏。

石鸥介绍,民国初始,蔡元培执掌的教育部迅即公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规定禁止使用清学部颁行的一切教科书。新教科书的编撰工作随即在官方和民间进行。

商务印书馆也召集精英人马,开始编写工作。当时参与的人有庄俞、沈颐、高凤谦及张元济等。这些人,在中国的教育史上,都是值得浓墨重彩的人物。

在《编辑共和国小学教科书的缘起》一文中,商务印书馆的这些知识精英提出该套教科书的十四条编辑要点。其中第一条就是注重自由、平等之精神,守法合群之德义,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另还有普及参政之能力扩充国民之德量以养成独立自营之能力以及以引起学生兴趣而启发其审美之观念等多条要求。

这些编辑要求也体现在教科书的《编辑大意》中。《新国文》第一册的编辑大意就指出:本书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为目的。

这些要求,即使放在现在,也让人耳目一新。石鸥说。

在这套教科书的初小部分,学生们多是了解一些与生活息息相关的事物。翻看这套深蓝色封皮的线装书第一册,也可看到,从开始,逐渐增加难度,并配以插图。

这样的书,很适合孩子阅读。我5岁的女儿就喜欢读。有时,她看着图,还会让我给她讲。邓康延的朋友杨政说。

邓康延的《老课本,新阅读》出版不久,杨政就背着他,在新浪微博上注册了老课本新阅读的用户名,并雇专人打理,将邓的书一条条摘录上去。开通仅5个月,已有2.5万多粉丝。

石鸥介绍,民国老课本的内容随着年级升高逐渐深入。到初小四年级,便开始选编大量政治常识内容。

《新国文》初小部分第7册中就有共和国平等自由等政治话语。《平等》一文写道:共和国无阶级之分,人人平等,受治于同一之法律。不论何人,权利义务无不从同。虽以大总统之地位,犹必谨守法律,不能恃势以陵人。一旦罢职,即与齐民无异。此所以无不平之患也。

《自由》一文写道:凡属个人之自由,不特他人不得侵犯,即国家亦不得侵犯,其尊重自由也如是。

即使现在读这些文字,你能不感觉震撼吗?这些老课本中,寄托着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理想和情怀。石鸥说。

事实也是如此,当时的一些知识分子,纷纷编写教材。蔡元培、陈独秀、严复、胡适等现在为大家熟知的知识分子,都有自己的教材问世。

邓康延还讲了一则民国趣事:一些学者编教科书时,曾就的选用争执不休。有学者认为字笔划多,小孩不易学,于是改成。但又有人反驳说太村太俚。几番争执,最后出现在课本上的是来来来,来上学

伟人见末节,大师编小书。他感叹道。

什么是潜移默化的教育?这才是

翻开《新国文》第一册第一课,一幅插图上方,大大地写着一个字。插图中,大小7人,三世同堂。

而在之前的1904年,同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最新国文教科书》,则是以天、地、日、月开篇。

教科书的编写,遵循立才能立的基本诉求,从人的自然属性到人的社会属性,从臣民到大写的个人,教科书试图确立起现代人存在的现实合法性,以期成为理性国家的成长基点。石鸥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邓康延的《老课本,新阅读》出版后,老友陈丹青读后,给他发来一条短信:民国教育好善良呀。

张立宪也常收到这样的反馈。有读者在其淘宝店留言称:什么是潜移默化的教育?这才是!

中央电视台记者张均曾参与《共和国教科书》的校订工作。他颇有感触地说:如果我们的国文从小就这么读过来,中国人的精气神就会完全不一样。

根据当时的规定,教育部门鼓励和支持民间编写教科书,只要最后审查通过即可。各个学校也有自主选择教科书的权利。

正是因为这种自由状态,各个出版社为了抢占市场,纷纷编写出一些高质量的教科书,市场上的劣质教科书反而不多

石鸥介绍,教科书还曾引发过几次外交纠纷。民国初年,一本影响力很大的教科书中出现反对某国的言论。当时该国强烈反对,并向中方递交外交照会。

当时政府向对方答复,个人有言论自由,政府不能干涉。石鸥说。

石鸥还发现,其后这本教科书虽然名义上被禁止发行,实际上却一直再版,只不过其中的激烈言论被删除了。

辛亥革命的枪声并不激烈,帝制能迅速倒塌,五四运动能短期内发展起来,这些老课本功不可没。这也是现代人怀念老课本的原因之一。石鸥说。

傅国涌也非常重视这些没有污染的老课本,认为能从中寻找到一些资源。在一次演讲中他指出:小学教科书固然不能为一个民族提供文明的高度,但是它能够为一个民族提供文明的底线。

面对如潮的翻印热,张立宪并不打算去解读其中的意义。我们只是呈现一个多元的视角。告诉大家,在历史上还曾出现过这样的课本。他说。本报记者 郭建光

 

 



  双击自动滚屏  
  相关评论:    

 没有相关评论

  发表评论:    

用 户 名:
电子邮件:
评论内容:
(最多评论字数:100)

宁津县育新中学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联系我们 | 进入管理 |

联系地址:山东省宁津县阳光大街育新中学   联系电话:0534-5421932 5421933   联系人:林玉新 (法人代表)
鲁公安网备 37142202000182号